在新供给50人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笔者有所校对、删改和补充）

　　2024年以来，经济投资和消费景气处于收缩状态，出口和FDI的不确定性也很大。9月26日中央决定进行较强的财政货币等政策刺激我认为非常必要。在大家将关注点都集中于此时，我想表达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短期内，大力度的体制改革也会创造流动性，推进经济加速复苏和增长恢复上行。

　　有的学者觉得，中国已经基本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凯恩斯所讲的储蓄者不投资、持有货币者不消费，或者如辜朝明所说的收入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去投资，因此，发生了国民经济的流动性不足。解决之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解决短期的流动性不足问题，使经济从收缩转向扩张。

　　一些认为改革没有短期内扩张经济作用的学者觉得：（1）改革是一个长时间的慢功夫，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能救经济收缩之急，因而不会在短期内起扭转经济扩张的作用；（2）国民经济短期内缺乏的是流动性，但体制本身不是货币，没有流动性，因此体制改革不创造流动性。因此，短期内刺激经济扩张，从下行扭转为上行，主要或者只能用经济政策来刺激。

　　在既定市场体制的国家中，自然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其出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主要由流动性不足造成。因此，一定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补充流动性，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回升到潜在也是自然的增长率水平上。这个逻辑在特定的市场经济场景中，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国家，自然经济增长率＜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常态。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原因，在于体制禁锢着要素的生产效率，以及抑制着产品及资源的货币化和财富化。

　　要使中国低速的自然经济（体制不变）增长率回升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水平上，关键是通过改革（体制变动）放松禁锢而释放要素投入的生产率，还有打开开关释放土地房屋等资料货币化和财富化的溢值。而总量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仅仅对改革后市场化的部分注入流动性有用，但其政策刺激无法放松和打开体制禁锢去释放生产率和财富溢值。这就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二元体制扭曲逻辑。

　　中国1978年以来，三次经济从下行转向上行，流动性的释放来自于市场化的改革，前两次根本就没有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最后一次还是以改革释放为主而轻微的财政刺激为辅方式获得的流动性。实践证明，中国渐进转轨，是一个产品和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而市场化深化过程，实际就是货币化的过程，体制虽不是货币，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以货币深化和释放的方式创造了扩张经济上行的货币流动性。

　　1971-1977年，经济处于非常不景气状态。GDP平均增长率为5.12%，M2年平均增长为7.96%，财政收支盈余占GDP比率0.02%，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为0.63%。特别是1976年GDP增长为-1.40%，居民消费物价为0.30%，1977年M2增长率只有1.69%。国民经济不景气，处于下行区间。

　　1978-1988年期间，体制改革释放生产潜能，经济进入了扩张繁荣时期。GDP年平均增长10.21%，M2年平均增长为22.49%，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年平均只有0.71%，当局没有主动量化货币供应，而是改革倒逼货币供应扩大，居民消费物价平均上涨率为5.56%。

　　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从低迷转向上行，没有政府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刺激，改革使产品（低价格和无价格）和劳动（工分非货币分配和低工资分配）发生了货币深化的过程。具体的改革是农村联产承包和自主出售，劳动力乡镇企业和农民外出务工，劳动力工分配向货币分配，知识青年回城、计件工资制、提高工资，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及提高生产率，倒逼货币释放，使流动性充盈。

　　1989-1991年，国民经济发生了滞胀。GDP平均增长率为5.80%，特别是1990年增长3.9%；就业方面城镇失业率水平提升，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价格闯关的延后效应使M2年平均增长为24.27%，同时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为8.17%；因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使赤字占GDP比率上升到0.93%，但并不是主动的赤字政策所致。

　　1992-1997年：更大力度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重回扩张繁荣的快速地增长时期。GDP年平均增长11.87%，M2年平均高速增长为29.57%，但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年平均只有0.92%，央行也是没有主动量化货币供应，而是改革倒逼货币供应猛烈释放，居民消费物价平均上涨率为12.23%，1993-1995年属于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

　　1992年经济稳步的增长从低迷转向上行，也没有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刺激，是一次劳动和长期资金市场化及货币深化的过程。价格放开闯关、农民又一次大规模外出务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建立资本市场、放开外资进入等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进程加速，倒逼货币供应，流动性达到了泛滥的程度。

　　1998-2001年，经济进入不景气状态。GDP平均增长率为7.5%，最低的1999年为7.1%，其中最低的季度为6%左右；M2年平均增长为14.86%，同时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为-0.3%；因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使赤字占GDP比率上升到1.94%。

　　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从低迷转向上行，其实是体制改革加对外开放的释放，轻微扩张性财政政策起辅助作用。特别是：发生了有偿出让土地和城镇房屋商品化的货币深化，还有出口和TFI占GDP比例上升从国内经济循环的方面加深了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1992改革效应边际递减，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人增效收缩了货币，1997暴发亚洲金融危机。但是，1998年的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城镇房屋从零价格的建筑产品变成了市场行情报价的资产，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地开始大规模有偿出让，使年度流量土地也资产化了，倒逼货币供应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2001年底加入WTO，农村劳动力再次市场化外出，外贸交易、外汇结算和外汇存底等等，也大规模地倒逼货币供应创造了流动性。但是其很大部分被住宅商品化和出让土地资产化零到市场行情报价的溢值所吸收，消费物价并没发生严重的通胀。

　　中国这次经济收缩的根源，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引致的，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投资的市场需求不足。流动性刺激的重点是扩张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制造品的销售，消化生产过剩，扩大制造业投资的容量。然而，有这样三个问题和状态。

　　最为习惯性和方便的是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吸收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的货币流动性，但大多数基础设施已经过剩，而且建设释放的就业-收入-消费比率越来越弱。这是其一。如20世纪80年代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40%转化为劳动收入，但现在高铁、高速、桥梁等工程只有10%左右，房屋楼宇建筑工程也只有25%左右。

　　由于融资的所有制歧视，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的流动性，最容易进入和被吸收的是国有企业。这是其二。但国有企业制造业领域是上游产业，曾经赚钱领域是房地产，曾经产能多的领域是建筑业，产能都已经过剩甚至需要出清。特点是资本有机构成高，容纳就业低，大多还需要减人。总体上对流动性注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基本没作用。

　　非公有制企业从生产看，对于国内主要是竞争性消费品的制造，对于国际经济循环主要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但流动性最不容易进入和被吸收的是民营企业领域。这是其三。2024年1到9月民间投资增长率为零，甚至有可能是负，因而流动性最终也没有理想地进入劳动力就业-个人和家庭收入-居民消费需求的经济循环。

　　对一些领域，即使想注入流动性刺激其景气，但客观上已经是收缩和处于严重超过标准，对其战术上讲，不再抱幻想，也不要做无用之功。

　　人口负增长以及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从参加工作者和创业者经营者减少-其收入分配相对减少-消费需要减少和消费能力减弱。小学、中学和妇产医院的收缩，即使人们开始积极地生育，10年左右时间中也无法改善。

　　特别是传统房地产供给过剩和人口收缩两方面的压力，流动性大规模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可能性总体上基本上没有。城镇有4亿套住宅，农村有3.7亿套左右的住宅，农村人口要继续转移，总体人口在负增长，大的趋势是传统的房地产领域不再吸纳新的流动性。但是要保稳定，防止硬着陆。

　　政府基础设施领域，除了个别的工程调水、开发新土地、低空设施、基础科学研究等领域以外，也已经全面过剩，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地吸纳流动性。否则，会形成服务效率低、运维成本很高，以及更加过剩的垃圾类基础设施资产。

　　上游生产资料产业，如有色金属、非金属建材、化工原料、石油天然气成品和造纸等产品，似乎已经全面过剩，还有固定资产领域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产能，也已经过剩。也不可能和不应该再吸收经济政策扩张的流动性。

　　经济刺激，判断流动性应该往哪里注入，哪些领域还可以注入，实际是国务院应当心中有数操作有方案的一种战术性部署。而发改部门要疏导渠道和放开领域，财政和货币当局，则需要按照这种部署，去结构性地注入。因为，中国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生产体系畅通不一样的是，一些流动性的渠道不通畅，一些可注入流动性的领域根本就没有放开。

　　户籍等改革，放开人口自主迁移，促进劳动力流动，其从少就业、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农业领域向就业机会多、高收入和高消费的沿海、城市及工商业领域流动形成对货币供应的需要，吸纳流动性。

　　资本配置如果提高效率，其提高生产率增加的产品，需要采购生产资料，发放工资，房屋土地租金，资本利润、借贷利息和税收增加，都需要和可以吸纳货币流动性。

　　禁止交易的土地房屋能够市场化交易，其入股投资组合、资产交易、抵押贷款等等，都需要货币中介和收支，可以吸纳货币流动性。

　　千方百计扩大开放，提高和恢复出口占GDP比例，则货物交易、外汇结算、外汇存底占款投放等，需要货币，并吸纳投放货币的流动性。

　　禁止城乡土地，特别是禁止农村宅地、住房、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市场交易的有关观念根深蒂固，其理由和建议影响实在是太强，笔者这里想将此事想在道理和实践上说透。因此，增加的文字较多一些。

　　目前，计划行政控制最为严密的是城乡土地、农村宅地和房屋领域，作为要素不能由市场化进行配置，其性质是没有价格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基本不可以进行一级和证券交易市场交易。如虽然法律已经确定，但农村城郊集体土地还是立即进入不了建设用地市场。这样如此本应该接纳流动性巨大的领域，将投资和贷款等等的货币流入可能性几乎全部封堵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目前的存量城镇住宅和工商办公楼宇及其政府土地出让，只能是流动性收缩的部分，怎么稳定也不会再成为新流动性还能够注入的领域。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估算，目前禁止交易和不能够交易的农村宅地、城乡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住宅，按照市场影子价格估算，规模在700万亿元左右。若能够交易、抵押、注资、投资合作和入股等经济活动，按照溢出和衍生等效应，即使很小2‰的发生率，其乘数为2.5%，也会有3.5万亿元的流动性吸纳容量。这样大的流动性为什么不要呢？

　　从经济和社会的增长、收入、稳定和安全看，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利远大于弊。

　　一是从资产和财富化角度看，1998年的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和90年代后期大规模土地有偿出让，到2023年期间，无价格生产生活资料到市场行情报价资产化溢值，年平均贡献的GDP新增长率为1.6%左右。如果还能够继续推进剩余无价格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将给未来11年的GDP也贡献1.6%左右的增长率。

　　二是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看，目前城乡土地的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等体制性剩余率在35%左右，如果通过市场化改革得以优化配置，其生产率的提高，可形成年平均0.4%左右的新经济增长率。而不彻底推进城乡土地和农村房屋体制的改革，未来国民经济会失去本来能够获得的2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率。

　　农村宅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不是定价的资产，使农民和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损失了以下几类收入。

　　一是失去了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青年、回乡毕业生和参军复员以地为本就业、创业和营收。因为在农村，土地被基层政府土地、规划和建设机构所严密控制，劳动要素不能与土地要素自主组合形成生产力。农村土地不可以以资注册、联合出资、入股企业、抵押融资和宅地商用等，限制了自我就业和创业。

　　二是农村城市化人口和劳动者去外长久工作和居住，则会失去农村土地房屋资产市场化退出的收入，在农村留有的承包地和宅地也属于垃圾级资产。市场经济中，有此情况的农户，可以将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出售，得到资产收入，退出宅地和耕地的拥有和使用。因为有价值，也可以拥有权不变，也进行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托管。但是，在禁止交易的场景中，无法出售或者托管，留之如鸡肋，弃之则一无所得。

　　三是农民就没有得到集体土地向城市转移的收入。因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土地财政利益，其不愿意和限制村集体自主出售其其他农业和建设用地。通过空心村（在外人员久不居住）和合村并居等整治，获取建设用地和用地指标，将其征用并出让获得土地出让金。20世纪90年代到2023年，农村转移2亿多亩地，其中出让9000多万亩地，地方政府获得出让金78.8万亿元，返给农民的不到3%。

　　市场经济中，农村城郊土地房屋价值的存在，外迁者可以使房屋和农地通过交易退出，得到置换的货币财富，不会使其闲置、空心和撂荒；因为是有价值的资产，留守者和迁入者能够最终靠货币购入迁出者的宅地或者耕地，进行居住改善、迁入居住和接续创业经营，并在耕地上进行规模化生产。但是，如果禁止农村住宅、宅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交易，包括设置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和宅地使用权，其他人耕种权和居住权三权分置的所有制结构，但禁止交易的体制使农民还是得不到收入，耕种者无法就业创业，没有人去购买没用财产权的耕种权和居住权。于是中青年人出村，土地撂荒，没有人购买耕地，无人去购房，房无人住，导致所有的村落都会衰败。

　　需要正视的现实是，随着房地产的过剩和人口的收缩，70年土地出让金一年收来一年花完的时代已结束。国际通行的体制是，三级政府，三级收入。中央政府增值税、所得税、社保税和关税；省级政府消费税（占70%）为主，加增值和所得等税；市县级政府房地产税（占60%）为主。提醒中央政府的是，逻辑推理是：（1）要是禁止城乡土地和农村宅地住宅交易而不是资产，那么基层地方政府就没有主税源；（2）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这一主税源，那么中央政府就要在增值税和所得税中分一部分给市县政府；（3）如果地方政府将土地自己用，或者出让给国有企业，则是财政收入从左口袋向右口袋换来换去；并且国有和集体经济效率很低，其占用很多的土地，政府大概率是收不上房地产税。

　　（1）反对农村土地房屋市场化学者一个的看法是，耕地集中，会形成收入不公和两极分化。这是错误的推断。实际上，目前全国农村劳均耕地在9亩左右，南方多在3亩左右。如果种粮食，以今年的粮价，每个劳动力需要种植200亩，才能得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的收入。一家两口人种400亩地，收入有可能还不如两人外出打工。根本就不有几率会成为富豪并两级分化。

　　（2）他们的另一个看法是，不能让农民的耕地、宅地和住房成为资产，否则他们会卖了去城镇到处流浪，成为社会不安定人口；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村有房有地会成为他们的蓄水池，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也是错误的臆想。一是本来多年来城镇中没有城镇户籍和工作不稳定的常住流动人口在1.7亿左右，大多租住在便宜的城郊和城中住所中，并工作的稳定性较差，规模为世界之巨。二是农村根本就没起就业和生活蓄水池的作用，经济不景气状况下，到农村更无就业机会，收入更少，更得向城镇流动。2019到2023不平凡的几年中，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从4128万人，猛增到了14292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多出1亿人；乡村总就业却从2019年的30198万人下降到了27009万人，减少了3189万人。是他们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退出土地房屋，到城镇还有迁入资产变现收入的经济能力，将他们逐步地变成市民，社会安全呢，还是让他们不能市场化地交易或者托管退出农村土地房屋，到城市成为大量的临时居住流动人口安全呢？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土地要素市场化和土地资料资产化，特别是在债务型和多货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这种永不磨损和耐磨资产，作为债务信用保证和币值稳定之锚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国企债务呆滞、养老债务压力趋大，房地债务和投融资大集团债务较为脆弱。未来债务上涨的速度将快于货币上涨的速度，货币上涨的速度将快于GDP上涨的速度。

　　笔者的计算是，如果未来GDP上涨的速度平均为3%，货币上涨的速度平均为7.5%，债务增长速度平均增长8%，而目前现有的资产因人口收缩、老龄化、高价格回调等因素，持续缩水4到5年，未来小幅回升，则在2028到2029年间发生人民币币值跳水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到2035年情况会翻倍严峻。而债务也会失去资产抵押等信用的保证，缺乏土地房屋耐磨资产支撑的比例却会慢慢的大，到2028和2029年时债务链出大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小。

　　（1）疏通流动性到民营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和第三产业之中，增加居民部门的劳动者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扩大其消费支出；省政府未来获得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政府获得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费；快速扩大就业使社会保持安全。

　　（2）在消费需求扩大的同时，疏通毛细渠道和将长期资金市场政策市转型为经济市，使流动性到企业部门的民营大中制造企业之中，使非金融企业部门扩大其国内投资，生产国内消费品满足需求，企业获得利润；劳动者获得收入；中央和省政府获得增值和所得税；防止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保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和就业链的稳定和安全。

　　（3）疏通流动性到金融部门的土地房屋资产领域，使资产使用财产权持有者自然人和企业获得零到市场行情报价的溢值和财富，使个人和企业能够以地为本创业、投资和经营，使房地的资产化成为富裕人民和繁荣经济的过程；市县政府获得交易税和财产税；债务获得土地房屋资产信用保证和支撑，人民币币值有稳定之锚，完善资产负债表，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有流动性注入，但应当承接流动性的民营经济主体没有信心和积极性，流动性在银行体系中内循环，或者在资本证券交易市场交易内循环，或者又大规模惯性地注入政府基建和国有企业领域。

　　明确提出两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级阶段100年不变，体制改革的长期方向是向着生产力发达的高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迈进，时长为126年。

　　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与公有一样，民营组织产权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受到公平保护，民营经济主体在市场中不受歧视，得以平等竞争。

　　和处理一批典型和重大侵犯非公有制企业人身和产权的案件，以示政府诚心实意。

　　从而恢复信心，争取做到留住人心、留住资本、留住产业、留住企业、留住就业机会，留住生产力和留住投资消费需求。

　　彻底和深化改革土地房屋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对各地下达建设用地指标的管理；取消本地占补平衡方式，可以实行跨省占补平衡的方式；取消闲置土地交由资源部门再重新招拍挂的办法；取消对城乡土地房屋利用和投资建筑的遥感监控，实行放松、放开和放活的政策。

　　落实农村城郊农民集体土地立即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法律，中止地方政府新的以公益用地借口而实为非公益建设土地集体转国有的征用。所有土地房屋开放一级和二级交易市场，废除土地出让金体制，政府收取交易税。允许城镇居民到城郊和乡村购置农场和宅地等资产，放开个人和家庭购置居住和工商服务创业用地，恢复平面商业和服务业的街巷，发展工商服实体经济。

　　应当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将城镇所有的已经建成的小产权土地房屋，总体予以确权认证并合法化，并允许交易成为资产。过去没有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则改革为分年按一定的税率，开始收取房产税。

　　政府个别行政和事业性机构企业化改革，方向不能再组建一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而是给职工配给相应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资产，向股份合作、有限责任等非国有市场竞争性企业改革，形成流动性进入的新领域。

　　过去政府办公、会议和其他公益性资产过多，可以出售给非国有经济自然人和法人，一方面化债，一方面以资产的流动性衍生货币的流动性。

　　政府出售目前储备的国有土地，不要在政府和国企之间交易，让其成为其他所有制企业有用益物权的使用财产，这样既可形成流动性，资产利用效率又较高，还能形成地方财产税的税基。

　　竞争性领域大型国有企业的三级公司及其以下的公司，应当如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改革，配给资产给员工并退出和脱离国企，成为更多的中小非国有企业。

　　将目前国有资产占社会非金融企业资本40%的比例，逐步降低到10%或者15%。

　　管住和放活是两只手，如果管住和放活要同时用力，则两只手应付扭在一起，发生既管不住，又放不活，还动不了的情况。这许多年，从国民经济的治理思维和观念来看，各部门、各地方的一些领导还是按照“管住”的思维来治地方理政和治行业理政，管的规定、技术、人员、程序慢慢的变多、越来越细、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繁杂，结果流动性被阻碍，办事环节慢慢的变多，效率越来越低，时间慢慢的变长，办事成本越来越高。

　　对公职人员责任规定也慢慢变得多，不知道哪一项就会违规被追责，于是多干事责任就多，少干事责任就少，甚至不干事就没有责任。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当按照负面清单和底线逻辑，不应管的太多、太细，而要少管、放活，尤其是不能对竞争主体存在“有色眼镜”和“有罪推定”；同时，参照中国进入WTO前后中央政府清理了2300多件法律和法规和部门规章，而地方政府则清理了19万多件地方性政策法规的经验大规模清理和废止各部门、地方和行业中与当前支持经济发展新政策相悖的冗余、过时、歧视的法律和法规。要大幅度废止一些让人干不成事的法律和法规，甚至一些可能要推倒重来。

　　货币流动性的基础是人口、要素、资产、资源等流动体和资产资源价值的流动。关键是市场机制调节和促进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货币等等，从低生产率、低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少的农村、萧条区域和农业，向其高和多的城市、繁荣地区和工商行业流动。

　　而计划和行政管制，往往是在国民经济流动和循环的渠道中，设置了许多各种不同的闸口。如果闸口是反市场作用方向阻碍流体的流动，甚至如禁止交易而使闸口关闭，就导致相关流体淤积在低生产率、低收入和就业机会少的领域中，造成效率低下、产出损失和增长乏力，并且导致流动性无法注入。

　　体制改革，实际就是打开和取消各种各样阻碍经济流体流动的闸口。特别是二元体制国家，不能固化甚至再增加各类闸口。只有不断地进行打开、减少和取消各种各样体制闸口的改革，让经济流体顺畅流动循环起来，才能使流动性注入，才是经济稳步的增长活力和动力的源泉。

　　各地政府不要算常住流动人口教育、社保和廉租房等小帐，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放开人口、劳动力流动方面的户籍等限制；全面放开限购、限行、限售、限号等一切与市场经济不符的限制，促进人口、要素和资产有活跃和充分的流动，从而给改革倒逼货币流动性和吸纳政策刺激流动性创造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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